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将“人均国民收入是否能突破一万美元的上限”作为是否成功跨越该陷阱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左右，处于中等收入偏上阶段，探索出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俨然成为中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此，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及风险明显增多。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又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蔡洪滨在新浪长安讲坛上做出了回应。以下为文字实录。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效率、公平和中等收入陷阱”，主题是讲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下中国非常热门的话题。20年之后中国会怎么样，对于我们、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都非常重要。20年以后，现在的年青人将是国家栋梁。那时的中国经济社会怎么样，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今天的题目，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现在有哪些观点和看法；二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理解，来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三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四是回到现实，这个话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意义。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我做一个简单的描述。我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一千美元作为起点，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以人均美元衡量的发展水平。每个国家到达人均GDP一千美元的时间不同，到一千美元时归零。各国达到人均一千美元之后，大部分的国家都能继续保持GDP的增长，也就是实现经济起飞。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
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准是人均GDP达到三千美元，尽管各国到达三千美元的速度或快或慢，但大部分国家都能达到人均三千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到达三千美元，这就是我们经济学所说的跨过贫困陷阱。当然，也有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之内，往往是由于战乱、战争等等原因。
我们用另外一个标准去看，就会发现不同的规律。达到人均三千美元以后，同样归零，横轴还是时间，纵轴是人均三千美元以后的发展目标：一万、两万、三万、四万美元。可以看到，达到三千美元以后，仍然持续保持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发展水平，跨过一万美元中等收入，达到人均一万五千美元、两万美元或者三万美元的国家很少。
很多国家在人均达到三千美元、跨过贫困陷阱以后，虽然经济还会有一些增长，但是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基本都是在低于人均一万美元的水平上徘徊，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什么神秘，它就是各国经济增长在统计上表现出来的规律。除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且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巴西等国。阿根廷最为典型，大家都以它为例。100多年前，当时的欧洲移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另外一个是去美国的纽约。我曾经有一个从阿根廷来的学生，他的祖先是意大利移民，当时选择去了阿根廷，而没有去纽约。结果现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是人均八千到一万美元左右，美国已经超他们很多了。还有少数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都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例子。
有了这样的经验总结，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持续保持发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发达国家？而大部分国家为什么做不到？对此，各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变成发达国家，实现从不幸到幸福，关键是什么？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中去研究，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有一类解释是政策因素，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案例采取了哪些经济政策。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无论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我们东亚的一些邻居国家，你很难看出他们在产权保护方面的做法有什么大的区别和差距。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讲，也看不出幸福的国家和不幸福的国家核心的区别在哪里。
今年年初，我在这儿听过财政部楼继伟部长的演讲，他说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很大，大概有50%。他列举了很多理由，比如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保成本降低等等，还有很多数据证据。楼部长的这些分析，显示他对中国情况非常了解，他所列出的所有的原因，都指向了同一个事情，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太快。他担心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经济增长就不会持续，这个是有道理的。
反过来讲，如果只是为了让劳动力成本低于劳动生产率，拼命压制劳动成本不要增长太快，是不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成本的节约不是目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快，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才是经济增长最终的目标。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关注，有这么多的理论，包括国外的理论、国内的观点，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
中国最喜欢讲结构问题，结构这个词涵盖了很多你能想到的经济变量。所谓的经济结构，是指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很多文章讲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某一个结构有问题。我把能找到的国家，用一定的指标测量他们是不是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进入人均三千美元阶段，20年以后能不能达到一万五千美元，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在这些指标的支持下，我尽可能去找哪些经济结构因素发挥了影响。
在经济结构中，有政府的规模、衡量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投资和消费比例、人口、人均进口、出口、通货膨胀等指标。再把能找到的工业比重、服务业比重都放进去，最后一列是多元回归的结果。这个多元回归结果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管用什么样的指标去看，没有一个结构因素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至少从过去这些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看不出任何结构因素和这个国家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任何的相关度，更不用说有直接的影响。
所有这些结构因素看上去都不靠谱，到底什么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做一些思考。我们还要回到经济学问题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里的特殊现象。长期经济增长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增长动力好像就慢慢丧失了，我想应该抓住问题的本质，从这个角度做一些思考。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关系。从静态的角度来讲，公平和效率是两个目标，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可能会有点冲突。我们经常说效率就是经济增长的保证，通俗来讲，效率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越做越大，多劳多得，就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追求效率的同时就会产生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社会不公平、或平等的损失。
反过来，一个社会的公平和平等不完全一样，这里我们不去做哲学上的深究。社会对公平基本的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头一个条件就分配制度要合理，把经济增长做大的蛋糕分配好。但是强调成果公平共享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跟经济增长效率的要求有一些矛盾。看重效率的说，谁创造价值大，谁就要拿更大的份额；看重共享的说，谁也不能拿比别人更大的份额，效率和公平自然就会产生矛盾。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需要做好的平衡。
美国曾经做了一个试验，给500万个穷人家庭发补贴，让他们搬到富人区或者更好的地方去住，以此来研究迁移自由对小孩儿的影响。结果发现，好的区域环境和学区对穷人家的小孩，尤其是对13岁以下的小孩一生影响非常大，这对我们研究留守儿童政策极其重要。这些研究给我们相当大的启发，他们的经验和学术探究值得我们关注。当然我们也要关注税收、二次调节和政府制度改革等等，同时更要关注社会结构的固化问题。
我们首先要打破社会机制、政策和体制上的歧视。比如中国社会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是非常过时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打破，其他的东西无从谈起。另外还有市场准入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考试等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平等等等。对年龄、性别的歧视，比如女生不好找工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歧视。退休年龄男女有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性别歧视，诸如此类等等。没有基本的机会公平，没有基本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只能使有优势的人优势越来越明显。
美国社会最崇尚个人竞争和公平竞争，但是1960年美国出了“平权法案”。美国总统Lyndon Johnson为了扩展这个法案，说了一段很有影响的话。他说不能说打开一个人的手铐和脚链，他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和其他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了。他说这不是我们需要的简单的自由和简单的公平，我们追求的不光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而是人人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它不是简单的权利，也不是理论上的公平，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平，最后是一个结果上的公平。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所谓的机会公平，不是因为你最能干，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处于劣势，社会就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简单的教育公平不解决问题，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大幅度的倾斜，才能解决问题。理论模型和事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是来自拉美国家的外国人，这个同事恐怕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口吃的一个人。我们北京大学人事方面的文件规定，做北大老师的资格第一条就是身体健康，口齿清楚。你要是口齿不清楚，恐怕连师范学院都考不上。但是我的这位同事，虽然是我见过的口吃最严重的人，但是他却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对他的所有评估都是满分。我得过两次优秀教学奖，他得的次数比我还多，只有他不在我前面，我才能得第一。
